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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财经官僚的崛起，注定了天宝年间会出林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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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【文/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刘雨欣】 在这个“爽剧横行”的年代里，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很会反弹琵琶。刷完全剧，我被好些情节噎得够呛！全剧处处描摹着大唐的社会矛盾，给人一种“这
【文/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刘雨欣】
在这个“爽剧横行”的年代里，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很会反弹琵琶。刷完全剧，我被好些情节噎得够呛！全剧处处描摹着大唐的社会矛盾，给人一种“这样的长安真心不值得救”的印象，可主角们就是执着地奔走在查案的第一线；从第一集开始，上至皇太子下至贩夫走卒都知道右相林九郎是个什么货色，仿佛全大唐都恨死了这位奸相，但圣人就是喜欢他，喜欢他，喜欢他……
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剧照
不过话说回来，有这样的对比也好，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感受到盛世危机的叙事带来的历史张力。看剧之余也不由思考：为什么天宝三载的大唐会落到这般不值得救的地步？为什么奸佞能够身居高位？
这些问题让我想起了台湾历史学者卢建荣写过的一本书——《聚敛的迷思——唐代财经技术官僚雏形的出现与文化政治》。
卢建荣《聚敛的迷思》书影
上层建筑出的问题还得从经济基础的脉络中找。若将此书合着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的剧情来思考问题，或许能对那段历史形成更深刻的理解。
不过需要强调一点，对这本书以上层精英官僚为核心的历史观，以及不时透出的“台独”式的傲慢表达，我们自该立场鲜明地予以批判。而出于对学术“知己知彼”的考虑，书中一些细节叙述很值得玩味，在对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的叙事形成补充之余，还能展现中古官僚政治的一些面相，供我们思考。
唐代财经官的工具理性
单纯从历史叙事的角度来看，这位研究者写这本书有两个目的：一是，介绍唐代主管财经的户部官员们、理财家们在面临天灾人祸导致的财政危机时如何力挽狂澜；二是，考察财经官僚的政治生命，描摹财经官在被同僚们以“横征暴敛”之名咬住时，是如何自处的，以及在这一过程中，皇帝的态度是怎么样的。
而以古鉴今是许多历史学者写书的大目标，这位卢先生也是如此。通过书写这些内容，作者的最终目的在于借唐史、唐人的历史经验分析台湾的政治、经济问题。
在这本书里，有两位主角，一位是杜佑，一位是刘晏。在作者看来，他们是活跃在“八世纪后二十年的大理财家”，“他们身处的是一个极度困难的时代”，而且他们面临的困难与当时台湾面对的问题很相似。所以，作者边写他们的故事，还会不时吐槽一下：
他们提出的理财方案或可行或不可行，也跟台湾极度相似，但台湾却没有他们的魄力敢于执行。天灾一旦发生，政府就立即启动急难救助金发放，现在先进国家莫不如此。只是台湾政府比起先进国家在发放上极其繁琐，让灾民感到尊严受损。像这次的莫拉克风灾，政府虽派人到灾民家照相存证，却处理得漫不经心。台湾年年受灾却始终没有一个机构全盘统筹，大多是靠临时任务编组……对比之下，距今一千二、三百年前的唐朝倒是有个全国救灾总署。
当时主持救灾总署工作的刘晏认为如遇灾害，贫户必然无法生存，因此也必然会向政府索求援助，根本无需政府浪费时间和人力实地查勘。且救灾的重点是平抑物价，政府应该把力气放在打击囤积居奇上。
除了灾害之外，战争对于国家财政也会形成巨大压力。当唐王朝面临河北叛乱战事旷日持久之际，财政却濒临破产。彼时，担任“财政部长”的杜佑就主张征富人税以应对危机。可是，此举为杜佑引来了弹劾，杜氏因此下台。而他的继任者无法解决问题，权力中枢也就不得不向河北低头。
刘晏对于救灾行动的统筹调度、杜佑征富人税的想法延续到今天可视为进步国家施政的重要指标，“只有政府施政做到了上述这些大指标，才能符合最大社会公益”，如此也才能让台湾发展得更“先进”、更“现代化”。（详参《聚敛的迷思》自序5-8页）
在作者具体的叙述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唐王朝在经济方面面临的压力：
对于国家而言，最理想的经济状态是百姓富足故而不逃税，国家富足而不必重敛于民。可惜正如杜佑在《通典》中所说，盛唐时期国用充盈、国家财政良性发展的形势在天宝年间戛然而止，国家很实际地面对着“出纳之职，支计屡空”的窘境。在此背景下，一些言利之臣顺势而行。既然支计屡空，便剽掠民间！由此带来的结果是“每岁所入，数增百万”，国库看似是比从前更充盈了，可老百姓压力山大。（同书，第32-33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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